在今天的新闻背景下，我想退一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探讨这个话题的真正含义。
我最初对哈佛大学感到关切是在 10 月 8 日清晨，那时以色列尚未在加沙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却有 34 个哈佛学生组织公开支持哈马斯（Hamas），一个被全球认定的恐怖组织。他们单方面指责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残暴行径负有全部责任。
我不禁思考，这是怎么回事？
当我看到盖伊校长（President Gay）对于那次大屠杀的初步声明时，我对学生团体支持恐怖主义的立场有了更深的理解。抗议最初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但很快转变为反以色列。随后，由于违反了哈佛行为准则的抗议者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校园内的反犹太情绪迅速升温。他们不断挑战极限，对犹太和以色列学生乃至整个学生群体进行侵犯、恐吓和干扰。遗憾的是，即便在顶尖大学中，反犹太主义依然是一些学生心中潜藏的仇恨源泉。
几周后，我亲自前往校园，目睹真相，并与学生和教师交流学习。我与大约 15 名教师和数百名学生进行了小型和大型的交流，逐渐获得了更清晰的认识。
我的结论是，反犹太主义并不是这一切的核心问题，而只是一个警示信号，它像“煤矿中的金丝雀”，尽管它已对校园内的学生生活和学习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我发现，哈佛大学反犹太主义的根源是一种在校园内传播的意识形态，一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框架。这种思想为抗议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促成了反以色列和反犹太的仇恨言论和骚扰。
进一步研究后，我对 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这个强大的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种思潮不仅在哈佛大学，还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广泛存在。我逐渐明白，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并非我最初所理解的那样。
我始终认为，多样性是构成成功组织的关键特征。我所指的多样性是最广泛的含义：观点、政治观念、种族、年龄、宗教、经验、社会经济背景、性取向、性别、成长环境等各方面的多样性。
但我了解到，DEI 并不仅仅是关于这种纯粹形式的多样性。实际上，DEI 是一个政治宣传运动，代表那些在其自身方法论中被认为是被压迫的群体。
在 DEI 的框架下，一个人被压迫的程度是基于他们在所谓的“交叉压迫金字塔”上的位置来判定的。在这个体系中，白人、犹太人和亚洲人被视为压迫者，而某些有色人种、LGBTQ 群体和/或女性则被视为被压迫者。根据 Ibram X. Kendi 等人推广的 DEI 哲学，人们要么是反种族主义者，要么是种族主义者，没有中立的立场。
在 DEI 的思想体系中，任何导致不同肤色人群结果不平等的政策、计划、教育系统、经济体系、评分标准、招生政策（甚至包括因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和居住人群产生的不同影响）等，都被视为种族主义。
因此，按照 DEI 的观点，资本主义、高级课程考试、智商测试、企业等都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换句话说，任何基于成绩的程序、系统或组织，如果其结果在不同种族间的分布与这些种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就被 DEI 视为种族主义。
为了被认定为反种族主义者，个人必须亲自采取措施来纠正社会中的任何不平等结果。DEI 运动已经深入到许多大学、公司以及州、地方和联邦政府中，其目标是将社会从目前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状态转变为一个反种族主义的状态。
George Floyd 去世后，DEI 运动迅速蓬勃发展，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形态却几乎未遭到质疑。你可能好奇，为何反对声音寥寥无几？原因在于，任何对 DEI 提出质疑的人都可能被标签为种族主义者，这一标签足以严重影响个人的工作、社会地位和声誉。因此，那些对 DEI 及其对社会和法律影响感到担忧的人，在这种充满恐惧的新环境中只能选择沉默。
DEI 运动采用的压制手段，与过去几十年的红色恐怖和麦卡锡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你挑战 DEI，可能会很快遭受“正义”的制裁，比如失业、被同事疏远、被社会抵制，甚至可能危及你的职业生涯和社会认同。
此外，DEI 运动对言论进行了严格控制。某些言论被禁止，被认为是微侵犯的行为等同于仇恨言论。学生需要“触发警告”来自我保护，“安全空间”用以避免受到挑战其世界观的言辞伤害。不被批准的校园演讲者和教职员工会遭到公开指责、排挤和抵制。
这种言论控制导致学生和教职员工私下持有的观点变得难以公开分享，自我审查现象日益严重。哈佛大学对自由表达的承诺仅限于支持 DEI 认可的观点，这种做法压制了保守派和其他观点的表达，导致哈佛在个人权利和表达基金会评估的 248 所大学中自由言论排名垫底。
深入了解 DEI 及其意识形态根源，不难发现，该运动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存在根本冲突。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民主社会。无数人离开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来到美国寻求重新开始，因为他们目睹了追求结果平等所带来的破坏。
DEI 中的 E（Equity, 公平）强调的是结果的平等，而非机会的平等。
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多元、公平和包容）因其逆向种族主义的特性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这种主义即使针对白人也同样成立（事实上我还需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针对白人的种族主义在许多人看来不被视为种族主义，或者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种族主义。尽管这显然是荒谬的，但它已成为国内许多大学中的普遍观点。
在当今的大学、企业或其他场合，你可以对白人发表某些言论，如果将其中的“白人”一词替换为“黑人”，那么你可能会面临严重而昂贵的后果。
明显的事实是，判断一种说法是否种族歧视，不应取决于受歧视对象是多数还是少数群体，也不应取决于他们的肤色深浅。针对白人的种族歧视和针对深色肤色群体的种族歧视同样应受到谴责。
马丁·路德·金的名言给我们以启示：
“我梦想着我的四个孩子有朝一日能生活在一个国家，人们不以肤色，而以品格来评价他们。”
然而，在 2024 年的今天，我们却被要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根据肤色来决定招生（最高法院最近判定这是非法的）、商业活动（可能非法，但仍在进行）和政府事务（我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这也是非法的，政府合同可能是个例外）的结果，而非评价一个人的品格。因此，精英制对 DEI 运动来说是一个反面案例。DEI 在实施中本质上是种族主义和非法的，即使其标榜自己是为所谓的被压迫者服务。
而 DEI 对“被压迫者”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我始终相信，最幸运的人应该帮助最不幸的人，我们的制度应该旨在最大化整体财富，从而能够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
美国是一个富裕国家，我们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走社会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追求平等的结果——将会逆转这些进步，最终使我们所有人陷入贫困。这样的剧本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拥有更深肤色、较少见的性别身份或者成为女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受到压迫或处于不利地位。奴隶制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无法磨灭的污点，这一事实被多元平等包容（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简称 DEI）运动用来将白人标记为压迫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废除奴隶制后几代的所有白人都应为其罪恶负责。同样，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事实，并不使所有现代意大利人都成为殖民主义者。
主要基于种族或性别身份来划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这可能会导致种族主义的增加而非减少。一个人因其肤色而获得优势的制度是种族主义的，这将在未获优势的人中引发怨恨和愤怒，他们会将这种情绪指向受到偏爱的群体。
近几年，我们的国家见证了怨恨和愤怒的显著增长，而 DEI 运动是我们日益加剧的分歧的重要因素。怨恨是种族主义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正是 DEI 运动操作中的不公平，即缺乏公正性，促成了这种怨恨。
当我在 X 上发表了我了解到的哈佛大学校长搜索过程排除了不符合 DEI 标准的候选人时，我被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主席等人指责为种族主义者。我并没有说前校长 Gay 是因为她是黑人女性而被雇用。我只是说我听说这一搜索过程因 DEI 的限制排除了大量潜在候选人。我的陈述并不是种族歧视的，而是关于哈佛搜索过程的实证真相，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 Gay 被聘用。
当 Gay 女士被聘为校长时，我对她了解不多，但我本能地为哈佛和黑人社区感到高兴。每个少数族裔社区都喜欢看到他们的代表在重要领导职位上得到认可，因此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重要时刻。我也为这一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被他人的成功所激励，认为 Gay 在我们国家最重要和标志性的大学中担任顶尖领导职位，对黑人社区来说是一个重要且意义深远的里程碑。
我大半生都致力于为弱势群体发声并提供支持，这包括投入数亿美元的慈善资金，帮助有需要的社区在经济发展、合理的刑事司法改革、减少贫困、医疗保健、教育、劳动力住宿、特许学校等领域。
在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Pershing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我的做法也是如此。比如，在我们完成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首次公开募股（IPO）时，得到了许多少数族裔、女性和退伍军人拥有的投资银行的大力帮助。在 Pershing Square Tontine, Ltd. 的 IPO 之前，大公司偶尔会在他们的股权和债券发行中提名一些少数族裔所有的银行，让这些银行几乎不参与实际工作，仅仅销售极少量的股票或债券，并且只给他们分配不到 1% 的承销费，用来表面上显示他们在帮助少数族裔社区。
在我们的 IPO 中，我们从一开始就让这些小型银行参与进来，让他们能够真正地增加价值。结果，Tontine IPO 成为历史上最大和最成功的一次，第二天需求量就达到了 120 亿美元，远超 40 亿美元的发行规模。这些小银行因为提供了真正的价值，销售了他们的股票份额，赚取了 20% 的费用。
与传统做法不同，在那种情况下，小银行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赚取费用——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做出贡献——但仍然能从交易中分得一杯羹，尽管只是一小部分。这种传统方式并没有为任何人创造价值，只会引起怨恨，让那些只能在平权行动中得到一小部分的小银行感到不适。
虽然我认为我们与小银行的合作方式还没有得到它应有的认可，但我希望随着小银行能力的提升和继续赚取费用，其他发行人也会认识到这种方法的优势。我们很快就需要在一次大型 IPO 中的帮助，因此期待着与我们信任的小银行合作。
我一直坚信要向弱势群体伸出援手。这也是我签署 Giving Pledge（捐赠承诺）的原因。18 岁时，我就设定了一个人生目标：成功后要回馈那些不如我幸运的人。在我看来，这总是正确的事情，特别是对像我这样的幸运者来说。
虽然为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机会和资源是重要的，但选择一个不合格的人担任入学或领导职务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种情况似乎出现在前校长 Gay 的选拔过程中。她似乎缺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所需的领导技能，这不仅是因为她的学术资历受到质疑。这一点在 10 月 7 日之后很快显现，而且在她担任学院院长期间就已有多种迹象。
这对哈佛大学和 Claudine Gay 来说都是一次灾难。
哈佛董事会本不应该只选择通过 DEI 认证的候选人。事实上，有许多极具才华的黑人男性和女性可以担任哈佛校长，那么为什么董事会偏偏选择了 Gay 呢？
人们只能在不完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进行推测，但看起来是因为 Gay 在创建哈佛的多样性、公平性、包容性和归属办公室以及推动 DEI 意识形态进入董事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她成为了首选人选。同时，这次选拔发生在许多其他顶尖大学也在进行类似的 DEI 倾向性校长选拔时期，由于人才竞争加剧，可选的候选人数量减少。
与 DEI 无关的一点，我认为大学应该扩大其校长搜索范围，包括有能力的商界人士。因为大学校长职位需要的商业技能远超过最成功的学术生涯所能提供的，后者可能涉及成百上千篇同行评审的论文和众多著作。大学已有院长和官僚机构负责管理教师和学术环境，因此没有必要非得从学术界中选拔校长，他们的技能组合可能并不适合管理大学。
校长的职责包括管理成千上万的员工、监督 500 亿美元的捐赠基金、筹集资金、管理开支、资本配置、房地产收购、处置和建设以及声誉管理，这些都是少数职业学者能够胜任的。将招聘候选人的范围扩大到包括顶级商业执行官，也会为大学校长职位创造更多多元化人才的机会。
哈佛大学实际上是一个长期被管理不善的庞大商业实体。由于行政部门的无节制扩张，导致该校的成本结构失控。其收入之所以低于应有水平，主要是因为在历史上最大的牛市期间，过去十年中，捐赠基金的年化回报率仅为 4.5%。这一低回报并非源于基金选择了低风险投资，实际上，它的大部分资产都投资于非流动性和高风险资产。
哈佛教育的价格，在过去几十年里，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率（据我所知，其年增长率约为 7-8%），现在，哈佛文科教育四年的费用约为 320,000 美元。因此，目前能够负担得起哈佛学费的，只有来自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学生。中产阶级学生除了借贷大量资金，几乎没有其他方式获得足够的财务援助。这意味着，当他们带着巨额贷款毕业，尤其是还要继续读研究生时，他们很难在毕业后的生活中使经济平衡。
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可以在几十年间保持高速增长。然而，哈佛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自我 35 年前毕业以来，哈佛班级的学生人数仅增长了不到 20%。请问，还有哪家成功的企业在 35 年里仅将其服务的客户数量增长不到 20%，并且几乎所有的收入增长都来自于提价？
总的来说，修复哈佛不仅仅是更换校长那么简单。尽管如此，选定哈佛下一任校长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然而，主要负责此项决策的人基于他们近期的表现，不仅在选拔校长上做得不好，也没有妥善处理我前面提到的其他问题。
由 Penny Pritzker 领导的董事会选错了校长，并且在对她的学术记录进行充分尽职调查方面做得不够，尽管 Gay 自 2015 年起就在大学担任社会研究部门院长等领导职务。
董事会未能在校园内创造一个无歧视的环境，使大学面临声誉损害、巨大的法律和财务责任、国会调查和审查，以及可能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同时也损害了所有学生的学习环境。
当人们对 Gay 研究中的抄袭问题表示担忧时，董事会断言这些指控“完全错误”，并警告《纽约邮报》如果刊登这些问题的报道，将面临“巨额”的责任。
在成功阻止报道发表后，董事会才秘密展开了一次草率、简略的调查，这种调查并不符合正常评估教师可能抄袭行为的标准程序。当董事会最终公开承认 Gay 存在一些抄袭行为时，他们将其归咎于“无意识的”错误，并创造了新的委婉说法，如“重复性语言”来形容抄袭，这种行为对哈佛的学术标准和信誉造成了严重伤害。
由董事会任命的三名“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小组至今仍未公开其身份。他们在评估 Gay 的工作时未能发现许多抄袭实例，这使得大学及其学术诚信声誉进一步受损，因为随后告密者和媒体继续揭露 Gay 工作的更多问题。
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董事会还试图找出告密者，并违反大学告密者保护政策对其进行报复。
尽管有以上种种情况，董事会在近四个月的危机期间仍“一致地”给予 Gay 全力支持，直到今天被迫接受她的辞职，这对哈佛大学及董事会造成了严重且持续的声誉损失。
在正常的企业环境中，面对这些事实，整个董事会将会立即辞职，由股东提名的新团队接替。然而，在哈佛的情况下，董事会自我提名，自行选举新成员。没有股东投票机制来替换他们。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
公司董事会不应继续留在他们通过特殊治理结构获得的位置上。
董事会主席 Penny Pritzker 以及其他领导了保留 Claudine Gay、策划威胁媒体、绕过抄袭评估程序，并对造成的损害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董事会成员，应该辞职。接着，应该选举新的公司董事会成员，他们应当为董事会带来真正的多样性，无论是观点上还是其他方面。
董事会不应仅由持有相同政治立场和多元包容性 (DEI) 观点的人组成。新董事会成员应在 30 人董事会监督下，通过透明程序选出。哈佛 12 名独立董事完全可以由我们国家乃至全球在智力、政治多元化方面最出色、最有诚信的成员担任。我们有众多杰出人选可选，董事的职责变得更加有趣和重要。这个职位不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名誉性且高度政治化的闲职。
多元包容性和平等办公室 (ODEIB) 应该被关闭，其员工应被解雇。ODEIB 已撤下其网站上的大部分意识形态和策略，在我和他人对其运作方式及代表范围提出担忧后。撤下网站内容并未解决办公室根本的、带有种族歧视倾向的意识形态问题，这更加使 ODEIB 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ODEIB 为何在被质疑其合法性后撤下网站内容，除非其行为本质上有误或无法辩护？
哈佛必须重归以功绩为基础的机构，不因师生肤色而歧视，同时广泛理解多样性，以营造一个欢迎来自各种背景和经历的师生多元观点的学习环境。
哈佛应创造一个真正拥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环境，在此环境中，自我审查、言论守则和取消文化应永远被校园驱逐。
哈佛应成为一个环境，在这里，所有学生，不论其观点如何，都能自在地表达观点和做自己。在商业界，我们称这为创造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这从新领导层开始，需要正确的领导基调。这并不需要建立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
这些是开始修复已造成损害的最低要求。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些教师提出了一份新宪法，可在 http://pennforward.com 查看，已有超过 1,200 名来自宾大、哈佛及其他大学的教师签署。哈佛若采用宾大的这份新宪法或类似宪法，将是明智之举，在寻找下一任校长之前应考虑这一点。
新哈佛校长的任职条件应是其同意严格遵守这份新宪法。新校长应对此宣誓。
今天，我们大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现在是时候让哈佛大学 (Harvard) 重新焕发其真理的光芒（Veritas），再度成为培养知识渊博、教育出色，具备高尚道德品质和良好判断力的领导者的典范。这些领导者将助力我们的国家实现团结，推动民主发展，并探索那些重要的新发现，帮助我们自我拯救。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