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大萧条初期，John Maynard Keynes 开始思考他孙辈的经济前景。尽管当时全球经济秩序崩溃，普遍笼罩在阴霾中，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依然保持乐观。他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萧条让我们忽略了深层次的变化”。在他的论文中，他预测到了 2030 年，社会将会取得巨大的进步，以至于我们几乎不需要工作。在他看来，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如何消磨时间，而人们可能需要通过“每天工作三小时或者每周工作 15 小时”来解决这个问题。乍一看，Keynes 对未来的预测似乎并不准确。1930 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 45 至 48 小时。而今天，这个数字仍然保持在 38 小时左右。
Keynes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对我们现在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看法有着重大影响。他还因对仅关注长期预测的经济学家的批评而出名：“长远来看，我们都是死人。”然而，他关于 15 小时工作周的预测可能比最初看起来更接近真相。
如果我们只想生产与 Keynes 在 1930 年代的同胞们同样多的产品，那么我们甚至不需要每个人每周工作 15 小时。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在我们只需要工作七到八小时，日本则需要十小时（见下图）。这一生产率的提升得益于一个世纪的自动化和技术进步，让我们能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发达国家的实际工作时间已经大大低于 Keynes 的预测——我们只需工作他预期的一半时间，就能达到他当时的生活水平。
过去 90 年的进展不仅体现在工作场所效率的提升上，更在我们享有的闲暇时间上有显著体现。首先来看退休：这是一个承诺，当你年轻时努力工作，以便在年老时享受闲暇。1930 年，大多数人都未能享受到退休的时光，只能持续劳动直至生命终结。而今天，人们普遍能活过退休年龄，将三分之一的生命过在无工作的状态中。如果把我们年轻时的工作时间均摊到整个成年生活中，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到 25 小时。另一个提高我们休闲时间的因素是家务工作的减少。洗衣机、吸尘器和微波炉的普及，意味着现在的美国家庭比 1930 年代每周少做近 30 小时家务。这 30 小时并非全都转变成纯休闲时间。事实上，有部分时间被转化为常规工作，因为更多承担家庭无偿劳动的女性步入了有偿劳动市场。关键在于，得益于生产力和效率的进步，我们对自己的时间拥有了更多的掌控权。
那么，为什么当今发达经济体达到或甚至超过了凯恩斯预测的生产率水平，我们的工作周仍然标准为 30 至 40 小时？为何我们感觉变化不大？这既是关于人性——我们对美好生活期待的持续提升——也关乎工作在社会中的组织方式的问题。
答案之一是生活方式的不断升级：人类对于更多的渴望似乎永无止境。凯恩斯曾提到解决“经济问题，即为了生存的斗争”，但几乎没有人会只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我们好似生活在一个快乐追求的循环中：总是希望拥有更多。如果放弃现代生活的种种附加物，比如新衣服、Netflix 和海外假期，富裕的西方人完全可以每周工作 15 小时。这在谈论消费品时可能显得琐碎，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在许多其他重要方面都有所改善。适用于 Netflix 的逻辑同样适用于疫苗、冰箱、可再生能源和价格合理的牙刷。全球人们的生活水平远超 1930 年（凯恩斯所讨论的西方国家尤其如此）。我们不会仅仅满足于我们祖辈们的生活标准。
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人从事的工作与基本生存生产相去甚远。随着经济更加高效，就业领域从农业和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得益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我们能够以极少的劳动力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从而把时间用于其他事务。今天，许多人从事心理健康咨询师、视觉效果艺术家、会计、视频博主等工作，而这些工作都不是为了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凯恩斯的论文认为，未来会有更多人能够追求“生活的艺术以及有目的的活动”，这暗示这些活动与基本生存工作是分开的。实际上，工作领域已经拓展，包括了更多活动 – 如护理工作、艺术和客户服务 – 这些在凯恩斯解决经济生存问题时并未特别强调。
最后，持续的社会不平等也是 40 小时工作周得以维持的一个原因。很多人每周工作 30 到 40 小时，仅仅是为了谋生。总体来说，我们的社会能够生产出足够满足每个人的物资。然而，除非财富分配更为平等，否则几乎没人能够承担缩短到每周 15 小时工作时间的费用。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生产力与薪酬之间的联系已经断裂：近期生产力的增长只惠及社会顶层人士。凯恩斯在他的论文中预测了一个平等化和均等化的过程，人们将通过工作满足他人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在 1930 年时不存在的社会保障网中得以体现，比如社会保险和公共住房项目帮助人们解决基本生存的“经济问题”，但这些措施不足以真正让人们摆脱贫困，更不能实现凯恩斯给每个人提供美好生活的理想。
在他的论文中，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核心特征表示不满，例如他将对金钱的追求称为“有点令人厌恶的病态”，并对“我们强调了一些最让人不齿的人性特征”表示遗憾。当然，这些特征——贪婪、高利贷和谨慎——是推动进步的驱动力。追求进步本身不是坏事：即便凯恩斯也承认，这些特征是“带领我们走出经济必需的隧道”的必要条件。但我们也应该时常回顾，看看我们走了多远。凯恩斯正确预测了他的孙辈们将享受的惊人进步，但他错估了这些进步将如何改变整体的工作模式和财富分配，这些仍旧固守着旧有的格局。但事实并非必然如此。
至少在发达国家，我们已经拥有技术和工具，可以让每个人减少工作时间而仍过着富足的生活，只要我们将工作和社会组织朝向这一目标。如今关于工作未来的讨论往往很快转向对全自动化的奇幻预测。更可能的是，未来会出现新的、多样化的工作，填补五天工作周。因此，当前的讨论需要超越对技术奇迹的传统看法，真正探讨：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对美好生活的理念，没有区分重要进步与仅仅让我们在享乐主义跑步机上奔跑的进步的方法，我们的集体惯性将使我们永远无法实现凯恩斯所设想的 15 小时工作周。
